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夯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邯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盒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何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罕，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烹海，毫无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盒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棉布之战

“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

——弗里德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半个月后，以上海、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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