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统一财政，克服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的现象，中央政府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收入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费用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领取，必须向上级机关报送决算表～泽东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员‖时，针对会计制度中各级政府收钱、管钱和用钱不分，不能相互制约的现象，作为政府金库代理的国家银行，制定了四联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堡了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严密的记录，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

统一财政后，中央能有效地、有计划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便集中财力来支持战争。

苏区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政府向农民开征土地税和商业税创造了有利条件“率按阶级分为中农贫农和富农两种，还有减免税的系列规定“务机关对土地税进行征收时，使用统一的税收收据和免税证。当时，很多农民把苏区税务机关的征税和免税凭证当作拥有土地的凭据。

1933年3月，中央苏区还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制度。15个苏区县先后建立近30个关税处，由此，苏区有了独立自主的红色“海关”。

这些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国家银行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办理”。“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锄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

发行公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区政府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政府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后就禁止了债券直接交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上翰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银行，由银行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入国库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国家银行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领导下，战争不断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府的信任。

“扁敌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国家银行的14个人，连同警卫队伍和近200名运输员挑着装有黄金珠宝、银元和苏区钞票的160多敌央银行资财上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长途跋涉三个月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敖币，而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的遵义老百姓并不接受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经过苏区几年历练的毛泽民明白，要让“红军票”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红军票”必须能买到物资和商品；第二是纸币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准备。

为了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起来，毛泽民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时，他要为“红军票”建立信用♀时，毛泽民手里握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香烟。

当年贵州军阀、官僚、豪绅多聚集在遵义，他们开办了很多布店、盐行、烟馆、钱庄。军阀、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结，操纵市场，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红军进驻遵义后，没收了这些物资。

于是毛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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