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1/4)

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

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

“那末,”他,”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了,他充起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急不及待的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启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拚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起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弃: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起四周用红笔勾出的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他所作的歌象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分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而且并不明1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的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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