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其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1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岂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虽然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唯恐2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学潮流亦步亦趋。

1典出希腊神话，参阅本书44页注。

2特曼德尔为法国十八世纪宗教哲学家，提倡教皇至上主义，适与伏尔泰之排斥神权相反。此处举此二人代表左右两极端。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片妙的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种色彩就是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做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象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象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做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象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象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式。可是归根结蒂，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太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潘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他老实不客气支配他，支1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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