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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便把日记本抛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开始旧病重犯。

但是我在阁楼里，记昨天见生父，只有两行字：茶馆，馆子，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缆车，过江，回六号院子，睡觉。

没有提一个人，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不是由于“文革”中许多人因为“反动”日记送了性命，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父亲知道了，怎么想？姐姐哥哥们知道了，怎么想？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怎么想？

避开总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

第二天，我见着父亲，什么也没表示，什么也没说，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像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和情感。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母亲接过去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房里房外挤进挤出。院子里的邻居，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热热闹闹。母亲心神不安，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她说：“那布，等一会儿，我带你去石桥广场，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是他给你扯的。”

“不要骗妈了，我当然晓得。”

我不理母亲，专心剥大蒜皮。

“他对你好不好？”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他”，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她这么说，是要我承认生父，是想与我谈他，现在终于等到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说：“一般。”一副不屑谈，也看不上的样子。我并不惶惑，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我知道哪个更重要。

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过了好大一阵，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裁缝收费贵，还做得不满意。她拉亮灯，将桌子擦得很干净，把那块布铺平，洒上水。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她嫌桌子不够宽，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

给我比了尺寸后，她问我是做衬衣呢还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不等我说话，母亲自作主张，说夏天已过，还是做对襟衫吧！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

母亲一边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画着线条，一边说，你大概不知道，他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每个月付，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每月按时寄钱来，没拖延过，后来二姐教书了，就把钱寄到二姐那里。二姐单位和我们院子邻居一样，有人汇钱，总有人问来问去，二姐怕引起麻烦。他就把钱送到他老母亲——你婆婆那儿，我再过江去取。你婆婆是个老实人，每次见到我总留我吃饭，说她儿子命苦，连亲生女儿也不能认。他是个穷光蛋，哪个城里姑娘肯嫁他？不得已到农村做了个上门女婿。

这么些年母亲没见生父，通过我的婆婆，她对生父的情况应该是知道一二的，同在一个城市，却要强迫自己做得如路人一样，我觉得母亲是中了魔。

“他从不要求见你，他知道一个私生子在人们眼中是怎样一种怪物。”母亲说，“这个社会假模假样，不让人活也不让人哭。”

看见我没搭话，母亲又说：“六六，你不晓得，他自己过得又穷又苦，这十八元钱不仅养活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全家。”

2

那么我的学费不也在其中？我想，但我不愿再问。

母亲的话没有使我感动。他是我亲生父亲，他该抚养我。给我的钱，你们用了，也从未告诉我。这个朝夕相处的家根本就不是我的家，我完全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对家里每个人都失去了信任。

母亲告诉我的有关生父的一件件事，他的农村妻子，两个儿子——我的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弟弟——我的婆婆，等等。我不欢迎这些人拥入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已够乱的了。

生父一直住在厂里集体职工宿舍里，一周或半月才回一次家，他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丈夫。一个人省吃俭用不说，他收厂里食堂工人倒掉的剩菜剩饭，收没人要的潲水，担回家喂猪。为怕潲水荡出，先用一个扎实的塑料袋系好，再装在桶里。为了搭到农村去装货的卡车，他挑着潲水桶，常常站在马路边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碰到好心肠的司机，能搭上车；碰上不客气的，遭人臭骂：“挑脏东西的龟儿子，滚远点！”这时，就只能去乘闷罐车。

挖地种菜浇粪施肥，哪样都抢着做。两个儿子背着背篓出去打猪草，他和妻子一起蹲在地上切斩猪草，煮猪食。猪吃得快，长得慢，到年终够重量送去屠宰场杀，卖猪的钱，那是家里的生活开销，包括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和衣服。他深夜还在野外池塘边洗满是泥土的蔬菜，准备第二天赶场卖几个钱。

他的生活境况如此穷惨，母亲也是前两年才知道，此后母亲就未再去我婆婆那儿取我的生活费。“他以前假若穿了件像点样的衣服，就在我面前虚荣兮兮地说，你看我像不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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