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新加捐输者，又按亩捐银一百万两，于是之田赋共数为三百五十余万两。为原数之五倍强。”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清政府在东南一带收不到田赋，于是在玉平天国未占的所谓“完善之我”实行借征。例如咸丰三年十月皇帝下诏：“所有三省咸丰四年钱粮，即行借征一年，……其咸丰五年钱粮，即于明年秋季接征，按年递推。”此项借征，名义上是“事定仍照数蠲免”，但以“军务告竣，国帑渐裕”为条件，那事实上便等于加倍的附加。此后，田赋预征常变换形式出现，各省每借口军饷紧急，不照例限，先期催征。至1870年清廷谕知各省督抚“务令仍按上下两忙征收不得违例预征，以纾民困”。可见，清廷也承认预征已造成“民困”。

清代后期浮收方式是多样的，手段是残酷的。以漕粮浮收为例据载：“向来开仓，多派壮丁，守护大斛，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八扣。而淋尖、踢斛、捉猪，样盘贴米等尤在其外，又有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筛费、(仓)门费、差费，合计之，则二石四五计当一石。”

同治二年，李鸿章在《请减苏松太浮收粮疏》中说：“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至三倍，比守多至七倍”。粮浮收很普遍，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除水脚外，每石浮收米五六成，或七八成，乃至数倍。漕粮浮收外，还有“河运、海运津贴。嘉兴一郡，征漕一石，有津贴至七钱以上者。”漕贴本为一种贿赂之费，“吏依仓为奸，多方以苦运军”，“州县之吏依漕为暴，而多方以苦民。”

清代漕粮流弊甚多，屡议改革，但多恐影响军民食粮而停罢。嘉道年间，准收折色，也是本折并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漕运路线阻塞，漕粮无法北运，原征本色的各省遂实行行政收折色用银两折纳。

由于当时银价昂贵，直接对纳税人形成重敛，就连曾国藩也承认这一点，他在上疏中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三千。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千，输一亩之课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至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虽闾阎不无子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异之滥刑，其有日不聊生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于银贵形成重敛给人民带来的困苦状况。

清初，差徭本已并入地丁之内，民众完纳地丁之外，应别无所谓差徭。但各县遇大徭役，仍借口不能猝应，临时向民间摊派，历时既久，即沿以为例。此项负担，以直隶、为最重。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因军务紧急。各县亦多按粮摊派。征收支拨全由地方士绅主办，毫无一定标准，故农民受累最甚。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因筹摊新赔款项，护院又奏请酌加，至是不仅承认新差徭为合法收入，旧差徭也一并获得合法根据，于是差徭遂又成为正式附加。

满清的赋税远远不止这些，盐税、茶税及茶厘、矿税、土药税、当税、田房税契、渔船捐、烟酒税等等等等。

只能说，满清的赋税果然很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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