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当复辟风刮起的时候，紫禁城里逊清小朝廷当然也听到了风声，有好些人无疑是满怀期待的。小朝廷里边的人，和外边的遗老遗少也是有动作的。

突入其来的反复辟，袁世凯反复辟的态度又那么坚决，吓得故宫里的逊清小朝廷慌了手脚。

因为怕引火烧身，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内宫管事志锜向袁世凯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世凯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

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好言劝慰了一番。

民国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岁数的人说，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冷到什么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冻死了好几个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气一样低沉。复辟案把京城的遗老遗少搞得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袁世凯在反复辟的同时，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让这些习惯于吃喝玩乐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厉行禁赌和娼禁，禁赌的风声尤其紧。

都知道袁世凯在年轻时，因为赌吃过大亏，他对赌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

任直隶总督时期，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

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一九一二年六月颁发《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但是，赌博的恶习在北京已经根深蒂固。《暂行新刑律》刚发布时，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风头一过，人们便将禁赌的事抛到了脑后。特别是袁世凯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常出入赌场，更助长了赌博之风。

曹汝霖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介绍，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袁世凯对此非常不满，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彻查呈报。

吴炳湘当然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当时北洋内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诒、孙宝琦、段芝贵、王克敏、潘复等，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有晚孙宝琦在梁士诒家打麻将，凌晨方归，倦眼迷矇，竟一头撞在院内假山上，碰得鲜血直流。

曹汝霖在书中这样写道“翌晨入府，项城(袁世凯)已侦知此事，故意问道，君何额忽有伤？慕韩(孙宝琦)答以小疖忽破，出了一点血。项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总以少出为是。”

这一次，袁世凯加大了禁赌的力度，并从官员身上抓起。特别是高官，好赌之人，袁世凯都让人打了招呼。

所谓抓不抓，是不一样的，大抓小抓，花得气力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有文记载“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

“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

“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这样的情势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和法制社会相比，人治社会的局限在于，光有法是不够的。如果当权者不重视，不花大气力抓，再严苛的法也会被人们当作耳边风。而对法的贯彻执行，又常常以搞运动的形式出现，风头浪尖上，人们会很当回事。过了一些时间，或者当权者又力推别件事了，便会慢慢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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