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稍微回转一下视线，从那个被遗忘在武德四年春的一个细节说起。

五月的一天，淅淅沥沥的春雨飘洒在洛阳城的上空。刚刚结束的那场大战，使这个曾经无比富庶的旧帝国都城变得到处一片狼藉。

在一片朦胧的雨丝中，两个头戴斗笠手牵战马的人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洛阳城郊外一座不知名的深山中。

这二人不是别人，正是几天前刚刚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的秦王李世民以及他的心腹谋臣房玄龄。

李世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秘密拜访一个隐士，一个传说中能窥视天机、通晓过去未来的道士——茅山宗第十代掌门人王远知。

而他要询问的，则是一个关乎他自身以及整个帝国未来命运的问题。

眼下整个北方所有能对唐帝国政权造成威胁的势力都已被消灭殆尽。几乎每个人都清楚，此时的大唐距离完成一统天下的目标已经近在咫尺。

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呢？

从纳降王世充，迈进洛阳城的一刻，这个问题便如同一个幽灵般始终徘徊在李世民的脑海中。

李世民清楚地知道，当所有的外患都被清除之后，他本人就成了影响帝国统治秩序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其实很早之前，李渊便已经对李世民的才能表现出了警惕。

四年前，也就是李渊刚刚称帝不久，大唐帝国的开国元勋刘文静便被李渊以谋反罪砍头抄家。

尽管刘文静谋反的证据看上去实在有些扯淡（因他家里晚上有灯火，而被断定是在密谋造反），但李渊心里清楚无论什么理由，这个人非死不可。

原因很简单，他和李世民走得太近。

虽然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但裴寂属于那种典型的“领导打牌我点炮，领导点头我哈腰”式人物，而刘文静则是有才能、有想法、敢干事、能成事的活跃分子。

对于务求维持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李渊而言，很明显，裴寂是可爱的，刘文静是危险的。

更加要命的是，在李渊这边不讨喜的刘文静居然一来二去和李世民尿到了一个壶里。

因此哪怕彼时刚刚诞生的唐帝国还处在群雄林立的江湖中，但李渊依旧毫不留情地对刘文静举起了屠刀，同时还将李世民的大批幕僚调离秦王府，以此削弱李世民的私人力量。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局面，一切其实都源自隐藏在宗法制社会中的那个可怕而残酷的逻辑链条。

作为唐帝国的初创人之一，李世民必须不遗余力地为整个政权的生存及发展而奋斗。否则，一旦政权被其他势力吞并，那么覆巢之下的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然而同时，次子的身份又决定了他日后必然不会成为这个政权的主人，他必须一直驯服地呆在那个臣子的位置上。

一旦李世民的功劳使他拥有了超越一个臣子的政治实力，那么最高统治者必然会为了整个政权的稳定而对其进行打压。当然，严重一点的话，直接抹杀也不是没有先例。

换句话说，如果李世民不去打天下，那么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李氏家族都会被别的势力干掉。

反过来如果他全力以赴地去征伐天下，那么最终的结局便是他本人会被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毁灭。

事实上，古往今来无数王朝的开国元勋、能臣宿将们，最终都是倒在了这条吃人的逻辑链上。

李世民当然不甘心让自己沦为那个可怜的政治牺牲品，既然已经看清了局势，那他就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解开这个死结的途径。

于是，在房玄龄的陪同下，李世民走到了王远知的道观前。他相信，道观里的那个人将给出他最终的答案。

果然，就在李世民刚刚走近的时候，道观中便传出王远知的一声询问：“莫非秦王前来？”

听到问话，一旁的房玄龄赶忙高声答应：“正是秦王殿下前来探访。”

紧接着，只听观中的王知远徐徐说出一句断言：“方做太平天子，一定要好自为之。”

可以了，这便是一切的答案。

要想打破这条逻辑，那就必须打破那个嫡长子继承的统治秩序。只有取代了大哥成为天子，我才可以在这世上生存下去。

从这一刻起，李世民下定决心，要向自己的命运发出挑战。这一次，他要战胜的不光是自己的大哥，更是那个宗法制社会中早已深入人心的嫡长子继承传统。

然而问题是，政治斗争向来讲究的只是实力和手腕，至于你有多大的信心和决心，那实在是个很次要的事情。

虽然此时的李世民在战场上几乎已经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境界，但比起即将要面对的太子李建成，他在政治上却毫无任何优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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